说到“欠薪”与“讨薪”，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了。前些年，我们的共和国总理还曾亲自出面帮助劳动者“讨薪”，按理说，治理“欠薪”至今早该功成圆满了。岂料，今天的劳动者“讨薪”与时俱进，大有演绎成新“愚公移山”之势。
    杭州一女子跳楼讨薪被解救，被救后，该女子反复念叨说，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，“如果我今天真的死了，我还有我家人，我还有我老公，他会继续帮我讨这笔钱的！”这种情景，同寓言《愚公移山》是何等相似，当愚公下决心要把挡着家门前两大座山平掉时，有个聪明的老头笑他太傻，愚公说：“我死了有儿子，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，两座山终究会凿平。”
    如果说“愚公移山”表达了中国人坚韧不拔、不懈奋斗精神的话，那“讨薪”之“愚公移山”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  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：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很不幸，今天的农民工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奋斗在城市的边缘，用自己付出的汗水和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希望和梦想，并且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但多年以来恶意拖欠、克扣农民工血汗钱的事情却屡见不鲜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欠薪如同一个顽疾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，成了挡在民工面前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山。
    每一例“讨薪”事件背后，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。那就是“欠薪”者之所以“恶意”胆中生，置劳动者权益不屑一顾，以至逼得“讨薪”者为了要回自己的血汗钱而不惜前仆后继，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“我是强势我怕谁”的原动力。在今天一系列屡禁不止的拖欠民工工资的背后，人们早已看出，长期的城乡隔离塑造出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、歧视外地工人的心态。外地工人合理主张自己权利的呼声，除了被企业主理解为一种财务压力之外，也被傲慢的企业主理解为对自己作为当地人的面子的挑战。
    必须明确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业主的强势地位在于他可以支配的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工，而外来民工的弱势地位却显而易见：农村劳动力过剩、农业的不景气，导致他们不外出打工就无法生存，加上他们缺乏组织的支撑，一盘散沙，这就决定了打工者与业主在谈判中几乎不在一个等级上，反而促使了一些业主对待外地民工，唯有变本加厉采用着欺骗、恐吓和强暴的手段。在他们眼里，所谓的的劳动合同，民工的权利，全都是些废纸。
    当“讨薪”演绎成新“愚公移山”，除了暴露某些业主无良、无赖、无畏，劳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称以外，还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、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、执法执行力度不够、劳动者维权渠道不畅通。因而，我们必须从体现社会公平、维护劳动者权利的角度考虑，应该把整治欠薪变成制度常态，最终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，为之提供法律制度支撑，不能满足于年终算总账，陷入应景式、运动式执法的讨薪怪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