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，劳动法律像“棉花”。之所以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，恐怕是执法者对法律条款的片面理解，使得权益受侵害的劳动者发出如此感叹。
　　2月8日，本报3版刊登了一个案例(原文为《未签劳动合同门卫索要双倍工资》)：刘师傅2009年7月到郑州某单位当门卫，2010年5月单位通知与他解除劳动关系，这期间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。2011年4月，刘师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，一项请求是：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。但劳动仲裁仅裁决用人单位支付刘师傅两个月的双倍工资。刘师傅不服仲裁裁决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2012年2月3日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用人单位支付刘师傅2010年4月和5月份两个月的双倍工资。理由是劳动仲裁申请时效为一年，刘师傅2011年4月提出仲裁申请，所以2009年8月到2010年3月双倍工资的请求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。
　　2月6日的《劳动午报》也登载了一个因没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案例，但仲裁结果却和上文中对刘师傅的仲裁结果大相径庭。山西姑娘芳芳2009年4月进入北京某美发店工作，2010年年底因患病休假，单位停止向她支付劳动报酬。这期间，美发店没有和她签订劳动合同。2011年，芳芳向当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要求用人单位因不签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。前不久仲裁作出裁决，美发店支付芳芳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。
　　都是依照劳动法律和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受理和审理案件，类似的案例、同样的仲裁请求，北京与郑州的审理结果差别咋就那么大呢？
　　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支付期，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。既然法律规定的是工资，按照最高法对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，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争议发生之日，为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，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。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，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”。由此看来，郑州的仲裁机构和法院，对审理刘师傅主张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要支付双倍工资的请求，在计算劳动争议时效上出现了错误。劳动仲裁机构不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就罢了，基层法院不听最高法院的话就让人奇怪了。
　　其实，也不奇怪。多年来，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，常出现违规用工现象，而有些地方政府站在发展经济为企业保驾护航的角度，加之用人单位比劳动者有更多的人脉，在劳动执法上，对法律的理解，更喜欢倾向用人单位一方。而法院不少法官，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并不太熟悉。在劳动仲裁时效还是两个月的年代，笔者就见识过这样一件案例：老板连续六七个月每月拖欠工人的工资，但工人申请仲裁时，仲裁都是从劳动者申请仲裁之日计算，向前推两个月的权益给予保护，其他的不保护。一些地方政府劳动仲裁机构将申请仲裁时效解读为权益保护时效，其实是在暗地里放纵用人单位连续侵害劳动者权益。
　　法律不是政策，政策可以讲原则性和灵活性，法律是最低标准的行为规范，不能像弹簧一样。如果劳动法律执法像弹簧一样，人们的行为规范也就没有了底线标准。看来强化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人员的培训，避免屁股总坐在强势一方去理解法律法规，很有必要。